（一）打通产业链断点堵点薄弱点，重塑产业竞争新优势

　　传统优势产业是我国制造业的基本盘，必须围绕产业锻长板、补短板，重塑竞争优势、挖掘增长空间。一是推动关键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分类推动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工业大数据等公共平台建设，重塑制造业转型发展新模式。聚焦产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和难点，推进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建设，更好支撑产业迈向中高端、增强核心竞争力。二是提高面向市场需求的产品开发和增值服务能力。特别是要抓住国内市场崛起和需求升级契机，提高适应需求、引领需求、创造需求的产品开发与创新能力，加大力度培育自主品牌，把产品研发设计和增值服务两端做起来。三是提高产业间的耦合协作能力。发挥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提高装备、电子、信息、材料等不同产业间的配套协作水平，提升整机与零部件、装备与软件、制造与增值服务的融合发展水平，释放现代产业体系的内生耦合和畅通循环效应。

　　（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再造创新发展新路径

　　相比垂直分工格局固化的传统产业领域，我国在一些重大和新兴领域与主要国家发展有先后但差距不大、技术有高低但处于同一水平，在部分领域甚至已经形成先发优势。及时抓住技术创新和需求升级的发展窗口，在重大、新兴和前沿领域提前布局、系统谋划，摆脱传统产业跟进式、引进式、追赶式的既往发展路径，加快构建自主创新发展的新路径。一是加大对创新要素培育、重大科技设施建设、新型研究机构发展的支持力度，争取在一些领域率先取得创新突破，多做创新引领者，实现率先抢位发展。二是开拓升级国内消费市场，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不断壮大消费新增长点，把内需市场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三是加快国内创新优势向国际竞争优势拓展，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走出去”，形成在新一轮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重构中起到引领作用的发展新优势。

　　（三）培育链主和生态主导型企业，搭建分工协作新架构

　　产业生态的核心是建链强链。必须理顺企业分工协作关系，加快国内产业自主建链强链进程，提高畅通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增强产业体系的协调性、坚韧性和开放性。一是积极培育产业链链主企业和生态主导型企业，逐步弥合割裂的产业间和企业间联系，构建起更具话语权和主导权的本土价值链，增强产业链发展合力和整体竞争力。二是提高价值链治理能级和国际分工位势，推进国内产业链协作关系国际化拓展延伸。支持具备技术、产品、产能和市场优势的国内链主企业“走出去”，加强与日韩、欧盟、俄罗斯等地区的创新合作，深化与RECP等地区的产业协作，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等地区的市场合作，逐步向更高水平的全球产业链跃升。

　　（四）建立“产业-要素协同”发展机制，夯实要素禀赋新支撑

　　产业竞争归根结底是要素支撑体系的竞争。最关键的是跳出产业发展与要素禀赋结构性偏离的“怪圈”，构建起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协调的发展机制。一是夯实提升技术技能人才优势。加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的应用型大学，完善面向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培训体系。二是有重点分层次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重构有利于技术创新发展的组织模式，推动源头性基础研究和市场化应用研究深度契合，打通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工程应用和产业化各环节。三是优化金融资源结构和配置效率。加快构建市场化、国际化的现代金融体系，特别是要加快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加大对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长期贷款力度，壮大支撑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资本。

　　（五）增强政策协调性系统性创新性，优化政策引导新环境

　　产业政策是制造业生态中可塑性最强的部分，需要加快政策调整和创新步伐。一是加强选择性政策与功能性政策协同。推动产业政策向引导补齐市场转变，进一步减少针对特定企业、特定技术、特定产品的选择性政策，进一步增强创新、技术、质量、品牌、环保等方面的功能性政策。二是加强节点靶向施策与链条贯通施策协同。在聚焦重大装备、关键材料、核心技术等“卡脖子”和短板领域重点施策的同时，围绕上下游衔接、前后侧配套、全周期协作等链条畅通工作，推动全链条一体融合发展。三是加强产业政策与关联政策协同。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施策，统筹推进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消费政策、教育政策、贸易政策、关税政策等协同制定和有效衔接，提高政策的互补性和系统性。